近日，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义堂镇港上村村民符秀山给记者打来电话，反映由于兰山区法院法官李建光、王硕“葫芦僧判断葫芦案”，导致其厂房被他人侵占的情况。
符秀山告诉记者，2014年1月份，他通过熟人介绍，向兰山街道办杜家朱许村放高利贷的董玉增借款70万元，以企业作为抵押。双方于2014年1月16日签订两份协议，一份《土地经营权转让协议》，协议内容如下：经村委研究，同意甲方（符秀山）所承包的集体土地转让给乙方（董玉增）经营，协议约定，一、甲方同意将所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乙方，地上附属物、债权债务由甲乙双方自行协商解决，协商解决的协议报村委、镇农经站备案；二、集体土地经营权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：转让价款人民币35万元，协议签订后，乙方一次性付清；三、甲乙双方协议签字后，甲方所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归乙方，土地所有权归村委集体所有；四、甲方与村委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自动终止，乙方与村委重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，乙方和村委按照新的土地承包合同条款执行，此协议一式四份，甲、乙双方各一份，村委、镇农经站各存档一份，此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另外一份《厂房设备及地上附着物转让协议》，协议约定：今将厂房及厂内一切设备、地上附着物转让给乙方董玉增，双方经协商以上财务（物）作价共计35万元，本协议一式四份，签字生效。次日，符秀山及其儿子符广兴为董玉增出具收到条一份，载明“今收到董玉增转厂费共计叁拾伍万元正”。
据符秀山讲，在他给董玉增出具了35万元的收到条后，董玉增并没有按照约定把剩余的尾款给他，反而三番五次地要求其搬离厂房，说厂房已经过户到他的名下，并将符秀山起诉到兰山区人民法院，该案由法官李建光担任审判长，王硕为审判员。董玉增向法院提交由港上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，其中载明“符秀山于2014年1月16日将本村厂房一处（包括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共计35万元整）转让给董玉增，是在村支两委见证下所签订的，属于真实有效的”。
2015年9月7日，兰山区人民法院下发（2014）临兰民初字第7524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内容如下：本院认为，双方于2014年1月16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二份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，原、被告均应按协议的约定履行权利义务。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，被告已经在收到条中认可原告向其支付了35万元“转厂费”，结合村委出具的证明等证据，应认定原告支付土地转让款的义务履行完毕，原告已取得上述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的经营使用权，原告据此要求被告从争议厂房中搬出的诉讼请求，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本院应予支持。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2万元，因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损失，故本院不予支持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第一百一十七条、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四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一、被告符秀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从本案争议厂房搬出；二、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对于兰山法院判决结果，符秀山表示不服，认为当时两份合同明确约定是70万元，法院如此判决，有失公平，随即表示上诉。符秀山告诉记者，在此期间，董玉增指使社会闲散人员将他强行清理出厂房，并扬言：“我有钱有人，你上诉也没有用，二审仍会维持原判，别再花冤枉钱了。”
对于临沂市兰山区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，符秀山及其委托律师认为兰山区法院法官李建光、王硕有“葫芦僧判断葫芦案”之嫌。理由如下：
第一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第九条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、变更、转让和消灭，经依法登记，发生效力；未经登记，不发生效力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第十四条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、变更、转让和消灭，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，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。第五十八条 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包括：（一）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、山岭、草原、荒地、滩涂；（二）集体所有的建筑物、生产设施、农田水利设施；（三）集体所有的教育、科学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等设施；（四）集体所有的其他不动产和动产。第六十四条 私人对其合法的收入、房屋、生活用品、生产工具、原材料等不动产和动产享有所有权。
根据以上规定不难看出，本案中的土地及厂房属于不动产，该转让协议需依法到政府部门登记方可生效。而事实上这两份协议并没有依法到政府有关部门去登记，由此可见，这两份转让协议应该认定为无效合同，法院不应该认定为有效合同。
第二，退一步讲，即使原告董玉增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这两份协议为有效协议，那么，依据《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，证据有以下几种：（一）当事人的陈述（二）书证（三）物证（四）视听资料（五）电子数据（六）证人证言（七）鉴定意见（八）勘验笔录。村委出具的证明不具备法律规定的证据类型，原审法院没有审查村委出具证据的真实性，合法性，关联性。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第七十九条之规定，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。
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村委是否有权出具“证人证言”性质的书面证据，如果村委无权出具该份证据，则原审法院采纳其证据显然不当；如果原审法院采纳其证据，则应当阐明村委出具“证人证言”这类证据的合法性，否则原审法院的判决依据明显具有不当之处。
第三，依据《合同法》相对性原则，合同之外的村委无权变更如下内容：“包括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共计35万元整。”依据二份有效协议，土地使用权与地上附属物是分别计算价款的，土地使用权的价款是35万元，地上附属物的价款也是35万元。根据双方签订的二份协议，签订协议时有见证人签名，其中在土地经营权转让协议中，明确约定，此协议一式四份，甲乙双方各一份，村委镇农经站各存档一份。现村委如果出具证明，可以出具证明证实该合同有存档有备案的书面证据，作为单位系“法人”而非“自然人”，不能出具“证人证言”内容的证明材料，该村委出具的证明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。
由此可见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依据不足，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了二份转让协议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，原被告均应按协议的约定履行权利义务。既然原审法院认可是二份有效协议，那么根据第一份《土地经营权转让协议》的约定，原告应依据该协议支付土地经营权转让价款人民币35万元，该35万元系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款，合同约定的非常明确；另一份《厂房设备及地上附属物转让协议》明确约定，双方经协商以上财物作价共计35万元，该财产价值与土地使用权的价值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。
原审法院认为的“转厂费”系财物作价的35万元，并非是土地使用权的35万元，因此无法认定原告支付土地使用权转让款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，原审法院仅依据村委出具的证明作为认定的依据显然不当。
据悉，符秀山向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，主审法官是市中院民一庭徐战理，2016年1月29日进行第一次庭审，案件至今未出判决结果。
事件的进展，媒体持续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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